在正义和不义的标准下，宋江的古怪、近乎悖论的行为很容易解释。宋江上山的原因是朝廷不义，下山的原因是山寨也不义，只得走回头路。只不过还没找到，就一命呜呼。此前宋江还幻想朝中正义的可能性，服下奸臣毒酒后则彻底绝望。
       再分析，宋江上山原因细分有二，皆源自当朝不义：一、晁盖打劫“生辰纲”不义之财被通缉，宋江通风报信。宋江并非既得利益者，纯粹源于义愤冲动，而置个人于险境；二、宋江于江州浔阳楼题诗抒志，被官府诬为“反动标语”，欲斩首示众。落草为寇后，宋江下山原因只有一个：急欲摆脱打家劫舍的道德尴尬，继续寻找正义之路。这个正义之路，他认为是招安。
       宋江心中的正义是什么？如果读者穿越时光回到宋朝，换位思考替他想一想，只能是皇权与礼教。本书第十一章将详解长链治理模式下的私有制政治，其结局只能是政治专制加上儒家补漏，而宋朝就是一个私有制国家。自北宋至清代近千年间，皇权与礼教（政治专制与儒家意识形态）是这一时代唯一的长期均衡秩序，宋江的预判——或说作者施耐庵的观点，并没有错，且已成为既定事实。既然宋江没有分析错，有什么理由苛求他呢？
       从技术角度解读，宋江的直觉判断是以宋徽宗为代表的皇权与礼教秩序是正义的，它昭示一种长期的平衡状态。即使宋朝覆灭，取而代之以另一朝代，秩序仍是皇权与礼教。但是，以蔡、童、高、梁四大奸臣为代表的官场是不正义的——偏离了长期均衡、天下大同的理想，已蜕为贪官污吏扰乱朝纲之势，他们架空了皇权，虽暂时取得强势，但不符合儒家道统，未来必将灭亡。宋江的理想，是希望通过抑制奸臣，回归儒家道统。他这么想，也这么做了，于是导演了前半生上山、后半生下山的苍凉悲剧。宋江的悲剧，是社会不存在稳定均衡解的悲剧，是中央集权与儒家道统秩序缺乏稳定、反复震荡的悲剧，也是政治秋千上的中国古典悲剧。
       施耐庵通过故事告诉读者，中国政治经常出现短期平衡点对长期平衡点的严重背离，在这个倒霉时间点上，上山或下山实为两难选择，较真下去都是死路。政治秩序频繁地短期失衡，又找不到新的长期均衡点，这就给国家治理带来巨大的麻烦，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。
       回到本书对正义概念的重释。当年北宋的社会博弈系统，已从建国初期潜在地存在长期均衡解状态，蜕变至宋徽宗时期的危机状态——蜕变为两个非稳定、不收敛的临时均衡解集合，一个是贪官污吏结帮营私——腐败，另一个是民间豪强占山为王——江湖。这两个分均衡解都是对长期均衡解的严重背离，即对正义的背离。
       这最适合解释宋江复杂而诡异的行为。长期均衡解的崩溃，即社会正义供给的严重匮乏，导致宋江这个正义“化身”的精神性紧张，所以第一个短时均衡解——贪官污吏擅权，轻易就将他推向第二个短时均衡解——占山为王；第二个短时均衡解下的道德尴尬和自责，又将他打回第一个临时均衡解——招安。故事曾有机会第三次将宋江和李逵、花荣、吴用们再推回第二个短时均衡解—— 重回梁山，但宋江、吴用们自知是死路，于是选择了自尽。
       如此诠释，《水浒传》扑朔迷离的结局便一目了然。
       当社会的长期均衡点破坏后，社会博弈结果分化为两组不稳定解的集合，一组是贪官污吏公开化，一组是打家劫舍合理化，两组都不可能持续，都不是正义。由于稳定的均衡解在当时不存在，所以宋江的命运就只能像一只秋千，在两个不正义解之间来回震荡。不愿震荡的宋江，只能选择一命归西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正义、国家以及社会博弈三者密不可分。故而为深究正义，我们还须进一步深究国家。盖不知国家，亦不知正义为何物。